下午的会议,气氛和上午完全不同。
不是更紧张了,是更直接了。
凌霜坐在长桌的主位,面前摊着各小组提交的进度报告,摞了厚厚一沓。
她坐着,一页一页地翻那些报告,翻得不快,每一页都会停一下,目光在某一行的某个数字上定住,停个几秒,然后翻过去。
各组的负责人挨个过来汇报。
一个组汇报完了,退下去,下一个组上来。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自己的那份报告,有的还带了图纸,摊在凌霜面前,指着图上的某一条线、某一个节点,讲这周做了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下一步打算怎么走。
凌霜听着,不打断。
等对方说完了,她才开口。
“这里有问题”,手指点在报告某一行的数字上。
“这个方向走不通”,她手指在图纸上画了一条线,把那条路划掉了。
“换一种材料”,她在旁边写了一个分子式。
旁边的专家连忙低下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来。
没有人质疑,没有人反问“为什么”。
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她说的是对的。
一个搞了一辈子天线、头发全白了的老专家,在凌霜指出了他方案中的一个结构缺陷之后,摘下老花镜,把图纸拿近了看,又拿远了看,翻过来在灯光下照了照,最后把图纸放下,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几行字。
写完了,抬起头,说了一句“凌总工说得对”。
旁边有人补充,有人追问,有人把凌霜刚才点出的那个问题又延伸了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难点。
凌霜想了想,在报告的空白处画了一幅小图,标注了几个参数,把报告推回去。
那人接过去看了片刻,点了一下头,没有再问。
一个接一个,从第一组到第八组,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二十三个问题,从下午一点到傍晚六点。
窗外的天色从亮变暗,烟灰缸里的烟头又满了,搪瓷缸子里的茶又换了好几轮。
凌霜面前的报告从一沓变成了两沓,一沓是已经看过的,一沓是还没看的。
她的笔尖在纸面上移动着,有时写几个字,有时画个圈,有时划一道线。
那些被她点出问题的地方,旁边都做了标记。
那些被她确认方向正确的报告,她在封面上打了一个勾。
肖长海坐在末端的角落里,笔记本摊在膝盖上,笔夹在手指间。
他一个字都没记。
他盯着凌霜看了一整个下午。
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被他在京大实验室里见过无数次的、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细节,此刻都被放大。
她是“京大物理系大三学生凌霜”,是“雷达二代总工程师凌总工”。
同一个人,同一张脸,同一双手,同一种说话时微微停顿的习惯,同一种在纸上画图时线条从不犹豫的精准。
但她在他心里的位置,在他看见老专家叫她“凌总工”的那一刻,从“我们实验室的小师妹”位移到了一个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来命名。
傍晚六点,会议结束了。
最后一个人收起图纸,把椅子推回桌下,朝凌霜点了点头,走了。
会议室里的人陆陆续续地散去,有人拎着公文包,有人夹着图纸,有人端着搪瓷缸子。
烟灰缸被倒空了,搪瓷缸子被收走了。
食堂里,三个人又坐在了中午的那个角落。
凌霜端着饭盒走过来,饭盒里装着一些排骨、一勺炒青菜、一份米饭。
排骨炖得烂,酱色油亮,肉从骨头上微微缩起,露出骨头边缘那一圈被炖得半透明的软骨。
她在肖长海对面坐下来,把筷子从饭盒盖上拿下来,夹起排骨,咬了一口。
肖长海没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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