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霜把整个院子看完,站在前院的槐树下,树荫把她整个人罩在里面,正午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的白衬衫上画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她回头看忠叔,忠叔正站在堂屋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目光从院子的这头扫到那头,从那头扫到这头。
他不是在看院子,是在告别。
“忠叔,房子我看上了。”凌霜朝忠叔走了两步,从树荫下走到了阳光下。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表情照得很清楚,不是那种为了砍价而故意流露的挑剔,也不是那种急于成交的迫切,是确认了、看准了、不打算再犹豫了的笃定。
“您看看价格?”
忠叔把手从门框上放下来,转过身看着她。
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会儿,不是审视,是确认,确认这个年轻的、看起来不过十几岁的姑娘,是真的想买,是真的拿得出钱,是真的做得了这个主。
他开口说了。
不是现金,他特意强调了一下。
他用的是“交易”这个词,不是“买卖”。
这个动词的选择把他的处境暴露无遗。
他要的不是能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
凌霜没有接话。
忠叔继续说:“八根大黄鱼。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家具,什么都留下。
我什么都不带走。”他顿了顿,目光从院子里扫过,从堂屋的门槛扫到灶房的烟囱,从灶房的烟囱扫到槐树的树冠,从树冠扫到天空中那片正在缓缓移动的云。
院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有他的痕迹,那些痕迹太密了,与其拆散了带走,不如全部留下,留给一个比他更年轻、更有可能在这个院子里住下去的人,让这个人继续使用它们、擦拭它们、磨损它们,让它们的功能和意义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以一种他无法预测的方式延续下去。
凌霜在听到“大黄鱼”这三个字的时候,表情没有变,不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恰恰相反,她太知道了。
她的空间里就躺着好几箱的大黄鱼,从那些边境小镇的店铺里收来的,从老郑他们那里收来的,从山里那个地洞里起出来的,一根一根金灿灿的,在空间角落里码得整整齐齐,“可以。”凌霜没有犹豫。
这种爽快不是冲动,是她在来之前、在走进这个院子之前、在忠叔说出价格之前,就已经在心里做好的准备。
“什么时候办手续?”忠叔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表盘上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刚过,他把手腕放下来:“下午就可以。”
“我也可以。”凌霜说。
忠叔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到了院子门口。
两辆自行车靠在院门的影壁旁边,一辆女式的,一辆男式的,都是凤凰牌。
车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但车身的漆面在灰底下还保持着刚出厂时的那种深沉的墨绿色,车把上的橡胶把手没有裂纹,轮胎还有气,气门芯的盖子拧得紧紧的。
忠叔的目光在那两辆自行车上停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什么。
然后他开口了,语气比刚才谈论价格时多了一点赠予的意味,但又带着一种不想让人觉得他在施舍的、刻意压低了的随意:“既然你这么干脆,这两辆自行车也给你留下。
我也不用弄到黑市去卖了,麻烦。”他顿了顿,目光从自行车移到了院门上,从院门移到了胡同的方向,从胡同移到了一个凌霜看不见的、很远很远的地方,“早点把院子出手,我也早点离开。”
凌霜也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胡同的尽头是槐树的树冠,夏天还没过完,叶子还密得很,把头顶的天空切成了碎片。
那个方向通往火车站,通往南方,通往一个她不知道但能猜到的地方。
她知道忠叔说的“离开”是什么意思。
离开故土,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院子,离开这些青砖灰瓦和槐树卵石路,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
忠叔的语气里没有不舍、没有留恋、没有那种“我不得不走”的悲壮,只有一种平静的、接受了命运安排的、不想再浪费时间纠缠的干脆。
“早点离开肯定更好。”凌霜说。
忠叔的目光从胡同的方向收回来,落在凌霜身上。
这一次他看她的时间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像是在确认她说的这句话是客套还是真心。
“走吧。”忠叔拔高了声调,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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