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呼吸停了半拍，然后又停了一拍，胸口起伏的节奏乱了，像一台被人猛敲了一下的仪表。

他的眼睛在纸面上飞快地扫过去，又扫回来，来来回回看了三遍。

每看一遍，他脸上的血色就褪一层。

那张平时被金丝边眼镜衬得斯文而从容的脸，此刻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勉强展开的纸，上面的线条全乱了。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可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没有发出声音。

他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男人。

那副金丝边眼镜后面，那双平时总是半眯着、带着一种温和笑意的眼睛，此刻瞪得浑圆，瞳孔缩成了针尖大的两个点，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翻江倒海地涌上来，搅得那眼珠子都在微微发颤。

“这……”他终于挤出了一个字，声音又干又涩，像是从嗓子里硬拽出来的，“这个……你确定？”

男人站在桌子对面，手插在棉猴的口袋里，脸上还是那副不慌不乱的表情。

“我们老板的消息有过一次不靠谱的吗？”

松本又把目光收回到纸上，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毫不避讳地打开壁角的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五根黄澄澄的金条：“这个，请您带回去！

以后滴，还请多多关照！”

男人叫韩志远，住在城北一条很窄的胡同里，一间半的平房，门口搭了个油毡棚子，棚子底下靠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

邻居们管他叫“小韩”，知道他在街道上接些零活，帮人跑跑腿、送送货、有时候去火车站接个站、有时候替人排队买点紧俏东西。

他三十多岁，话不多，脸上总挂着一副和气的笑，谁家搬个东西、换个煤球、看个门，他都能搭把手。

没人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也没人问过他到底靠什么吃饭。

韩志远回到城北那条窄胡同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

他把二八大杠支在油毡棚子底下，进了屋，拉亮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照着这间半的平房。

靠墙一张单人床，床单洗得发白，枕头边摞着几本旧杂志。

窗下一张三屉桌，桌上一只搪瓷缸子，缸底还沉着前天的茶锈。

他把五根金条随意丢在空着的咸菜坛里，然后坐在床边，点了一根烟。

烟抽到一半，他拉开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

抽屉里有一张折了角的旧照片，黑白底，边缘发黄，照片上三个人——中间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左边站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人，右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那男孩是韩志远。

老头是他爷爷，中年男人是他爹。

爷爷是汉奸。

这话他从七岁起就听街道上的人念叨。

伪满时期爷爷在县里当过商会副会长，给日本人筹过粮、征过工、收过金。

日本投降那年，爷爷被国民政府判了刑，死在监狱里。

他爹没沾过日本人的边，可接过爷爷的生意，开过一家纺织厂。

公私合营之后他爹还算太平，可到了三反五反，有人把爷爷的旧账翻出来，说他爹“继承汉奸遗产、剥削工人”，厂子收了，人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后来死在农场里。

那年韩志远十二岁。

从十二岁起，“汉奸的孙子”“资本家的儿子”这两顶帽子就扣在他头上，摘不掉。

上学时同学躲着他，工作后单位里没人跟他交心。

他不怨谁，怨也没用。

可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他得活出个人样来，他不能像他爹那样窝窝囊囊地死在泥里。

他铆着劲干活，可铆着劲干活也换不来一个好脸色，他走到哪儿，那顶帽子就跟到哪儿。

直到“一个贵人”找到他。

那个贵人，姓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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